陕西渭南污水厂项目雨水调蓄池正式通水

二者均将行政命令排除在法律的范围之外。

首先，从象征与表达的关系看，所有要表达的观点或意见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资源，它起着使制度正常运转的巨大功能，然而，如果面对社会变革时僵化地抱残守缺，传统文化就会变成阻碍进步的负担。

但是，我国契约的演进路径，却局限在极为狭窄的私领域内，在公法规范中则不承认契约的概念，实践中也避而不谈它的存在，使契约及其契约理念向公法领域的拓展受到了人为的抑制。古希腊文明（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城邦奴隶制的极盛时期，所谓古典文化即在这一时期创立），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源流之一。因为，意思表示一致是契约关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26]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被称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和近代西方社会所崇尚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是一脉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自由原则就是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在法律层面的延伸，是法律层面上的个人自由主义。（二）西方契约理念的发展脉络 1．古罗马 严格地说，基督教中的立约和法律上的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的指向是终极信仰，后者关注的是现世的权利、义务。

和近代民法相比，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私法自治原则，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西方国家，契约是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渊源，契约可以用来解释国家、政治的形成。功能是通过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表现出来的系统影响环境的能力。

同时，预期不是指特定个人的实际意识状态，而是指交往意义的时间方面。这包含着两个否定，即否定必然性和否定不可能性。人们当然能够通过参照进一步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子问题而更详细地规定功能，能够分析地识别无数的问题和无数的功能，它们的参照取决于人们想要比较什么和想要讨论什么。而结构是从系统内部表现出的系统整体性质，功能则是从系统外部表现出的系统整体性质。

以两个行动者为例，当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相遇的时候，世界就变成复杂的和偶然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无限的事件与大量的复杂关系，而这些事件和关系，对行动者来说，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只有有理由地预期规范性预期，能够规范地预期时，法律才是法律。

[13]高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因此，卢曼主张，我们分析法律功能时，可以召回行为控制与冲突解决来讨论，但只是作为法律的可能效用。[22]   四结语 以上是对卢曼关于法律功能的著述所做的分析与梳理。本文主要根据这两本著作，初步梳理和分析了卢曼关于法律功能的论述。

  出处:《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卢曼 法律功能 。[20] 当然，卢曼也肯定，法律为了得到实施，需要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者列出了新功能主义阵营，卢曼名列其中。预期的具体情境中的相互冲突，也就是在交往中的相互冲突，人们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法律之外解决。

[10]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Routledge＆Kegan Paul, 1985 , p. 25 [11]参见高宣扬：《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将如何描述法律的功能呢？   二简化复杂性与规范预期 卢曼认为，在人类生活中，表达和行为具有广泛可能性，这就出现了复杂性问题。

卢曼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并且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如果一个人有A或者B两个选择，而另一个人有a或者b两个选择，则两个人选择的组合就有四种：Aa\Ab\Ba\Bb。

[13]卢曼指出，社会系统运用不同形式的简化法，按照人们对自己的指引，客观地稳定有效的预期。[19]法律功能的实现不需要靠强制和制裁。[15] 法律功能是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的。因此，要将法律实施问题的重心从行为转到预期。显然，由于两个系统互相依赖，而使它们的功能分化难以被发现。[19]Niklas Luhmann: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58. [20]参见Niklas Luhmann： Law as a Social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64。

不仅仅为了控制每个人经历的社会互动的环境，而且为了每个人能够预期其他人对他的预期，也是必须的。他指出，如果法律的功能的实现要依靠强制权力、制裁、实际的审判时，法律就变得低效率了。

法律的功能指向社会的预期，而不是个人的预期，处理交往预期的可能性，并使预期在交往时得到接受。[3]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功能与环境、结构等范畴有密切联系。

他将法律的功能划分为社会功能与规范功能。当然这样也能够进入新的平衡：他必须预期他的妻子是某个预期他情绪化与不可预测的人。

也就是说，要确保安全互动和交往，规范必须法律化。一方面，其他互动系统中的功能系统依赖来自法律系统的支持。在双重偶然性的情境中，所有社会经验与行为具有双重相关性：一方面在直接行为预期层面，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预期的实现或失望。[11]两个行为人不可完全预测的相互预期和相互反应，导致了双重偶然性。

时间上稳定，非常抽象的事实性，以行为的周期特性包含了来访者与被访者的相互预期。[14]参见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Routledge＆Kegan Paul, 1985,p.29。

因此，在实践中，复杂性就意味着强迫选择。当不正当预期能被拒绝以及权利主张者被引向法律程序时，尤其如此。

因此，不仅能够简单地预期行为，而且能够预期其他人的行为，为找到能够整合与检验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必须的。[9]参见Niklas Luhmann: Observations on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5。

这正是为什么人们看到许多有亲近关系的人—尤其对家庭中的肉体的或精神的暴力—优先选择、寻找其他方法解决冲突的原因。④动词：东西的运转或运行。卢曼认为，法律的维持，不是简单地靠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被或多或少地实施。[2]参见[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3]参见[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4]参见吴彤：《多维融贯—系统分析与哲学思维方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法律功能是相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的，而效用是功能的某些方面。如果卢曼本人在世，也许不喜欢他的思想被进行这种系统化的解释。

他也反对将解决纠纷作为法律的功能。法律不能总是说：你是对的，很不幸我们不能帮助你。

就行为控制与冲突解决而言，人们必须区别有分化的法律系统社会与无分化的法律系统社会。[12]偶然性与犯错误的风险，随着复杂性与相互预期的增加而增加。